能在贫穷时共渡难关，却不能在富贵时同享荣华，甚至反目成仇，这种爱情结局在人世间不停上演。在余婧律师代理的一起离婚财产纠纷案中，身为公司老板、区人大代表的男方通过复杂的手段转移千万股权，为的就是少分给女方财产。而这样一起看似普通的离婚财产纠纷案，甚至惊动了最高院。

　　人口普查牵出“小三”

　　“咚咚咚”，到武汉和老公短暂相聚的李媛，听到敲门声便去开门。当时是2000年10月，正赶上全国人口普查，因需家中留人，物业特地上门通知。然而，物业人员看到李媛，愣了一下，说这屋里平时住的是两口子，并问李媛是谁?李媛这才察觉有异。

　　李媛是一名军人，在海南服役，家也在海南。她老公叫杨军，曾经也是军人。杨军转业后留在海南做生意，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他到武汉开了公司，回家的次数自然是越来越少。

　　发现丈夫可能有“小三”后，李媛开始调查杨军的通话记录，发现杨军与一名姓吴的女人频繁通话。自此，李媛和杨军开始吵架。2001年6月，杨军从武汉回到海南，欲付所定房屋的首付款。因飞机准点到达，但杨军却没有按时回家，两人见面后又开始争吵，杨军随即带着一箱现金离家出走，再未回家。于是，李媛开始调查杨军婚外情及他的下落。2002年4月，李媛拍到了杨军与第三者在一起同居相处的照片。两人的婚姻，也因此走到了尽头。

　　被悄然转移的千万股权

　　除了银行中的资金，以及房屋等固定资产，李媛和杨军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有杨军在武汉所开设的湖北某生物公司的股权。然而，对丈夫的生意从不过问的李媛，根本不会想到，股权已经被做了手脚。

　　杨军与另一股东胡某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双方以杨军曾与胡某签订了借款协议为由，将杨军持有的湖北某生物公司的1400万股权中的1200万股转让给胡某。随后，杨军与胡某到工商机关更改了股份比例。

　　在分割夫妻共有财产时，李媛曾经去工商机关查询股份份额，而她看到的只是200万股。杨军还写了个说明：“由于我方只有200万资金，剩余资金为借款。所以目前我名下股份为200万股。”2003年1月，双方签订离婚协议，约定：“婚姻存续期间男方投资经营形成的资产，由男方支付女方人民币共计250万元。”

　　时光荏苒，转眼间又过去了7年。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李媛去武汉出差，路过一幢很高档的大厦，朋友说这幢大厦就是杨军的。当年只有 200万股份的杨军，发展得这么厉害?自己会不会受骗了?李媛再度调查，她发现，在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两个月后，当初以还款为名转给胡某的1200万股份，又转回到杨军名下。

　　陷入绝境的财产分割官司

　　明明有1400万股，7年前离婚时却只对200万股作了分割，李媛不甘心吃这个大亏。2010年7月，李媛以离婚后财产纠纷为由，向海口市中级法院起诉。要求分割杨军在湖北某投资公司2850万(95%)股权的一半1425万。在杨军以其经常居住地在武汉为由提出管辖异议后，此案最终由海南高院裁定移送至武汉中院审理。

　　2011年底，武汉中院在审理后认为，当初李媛和杨军在未明确杨军的投资状况及对外所负债务的情况下，对共有财产进行了一次性分割，并以此为由驳回了李媛的诉讼请求。

　　李媛提出上诉后，湖北高院于2012年2月作出裁定，认为武汉中院没有管辖权，裁定撤销一审判决，案件由武汉中院指定有管辖权的基层法院审理。接到裁定后，武汉中院决定由洪山区法院审理。

　　案件已经打到了这种程度，李媛才慕名找到了以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为专长的著名律师余婧。

　　“表面看，湖北高院发回重审似乎是好消息，其实并非如此。”余婧律师详细了解案情后认为，这一裁定使李媛陷入“绝境”。如果案件由洪山区法院审理，那么终审法院将是武汉中院，而已经判李媛败诉的武汉中院，做出第二个选择的概率有多大?

　　在这种情况下，余婧律师一边准备案件材料，积极参加洪山区法院的审理，另一方面，她及时向最高院提出申诉，请求最高院撤销湖北高院的裁定。

　　三点理由使最高院提审此案

　　在向最高院审监庭提出的申请中，余婧律师提出三点理由。

　　首先是从级别管辖看，中级法院有管辖权。余婧律师认为，《最高院关于调整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管辖规定》第三条所述“婚姻……案件，一般由基层法院管辖”，所指系一般情况，并未对离婚案件是否必须由基层法院管辖做出强制性规定。且该条系针对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离婚案件所规定，而本案涉案标的额巨大，应适用该《管辖规定》第二条“省会城市的中级法院，可管辖诉讼标的额不低于800万元的一审民商事案件”之规定。

　　“从两审终审制看，已由中院判决的一审案件，不应再由其下辖法院管辖。”余婧律师的第二个理由是，本案系当事人不服武汉市中院一审判决的上诉案，如果由其下辖基层法院管辖，则当事人一旦上诉，其二审终审法院依然为武汉中院，客观上造成武汉中院既是此案一审法院又是二审法院的非正常情形，实际上是从程序上剥夺了原告的上诉权与胜诉权，极不公正。

　　此外，余婧律师还提出，杨军不仅是区人大代表，还是人大常委会专门工作委员会委员，杨军持有股份的湖北某投资公司是当地纳税大户和示范企业，这些因素也决定了其与洪山区法院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利害关系。

　　2013年3月，最高院做出(2013)民申字第44号民事裁定书，对本案进行提审。同年6月，最高院裁定撤销湖北省高级法院的民事裁定，并裁定此案由湖北省高级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继续审理。

　　力挽狂澜留下的些许遗憾

　　在二审中，余婧律师用充分的证据证明，由于杨军在未告知李媛的情况下擅自转让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1200万股权，致使李媛误以为杨军只持有“公司经营情况说明”中所强调的200万股权，从而导致了漏分该1200万股权。

　　“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余婧律师认为，李媛就离婚时未分割的1200万股权向法院提出分割的请求，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实际上，当年的1200万股，如今已有大幅增值。余婧律师表示，杨军现实际持有2850万股，而杨军在离婚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其名下的财产也只有在湖北某投资公司持有的股权。那么，他名下增加的股权，也就是通过之前持有的1400万股权的收益得来的，而1400万股权中的1200万股权是夫妻共同财产。因此，余婧律师认为，增值部分也应进行分割。

　　2013年12月，湖北省高院作出判决，驳回了李媛的诉讼请求。虽然驳回了诉讼请求，但湖北高院确认1200万股权的出资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属于没有分割的部分，应该予以分割。

　　明明证据扎实，为何法院会驳回诉讼呢?余婧律师介绍说，这是因为一开始的诉讼请求就错了。当初李媛在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分割股权，而股权是不能分割的，只能分割股权折价款。余婧表示，她是在二审时才介入此案，虽然发现一审时的错误，但已无法更改诉讼请求。因此，她只能努力使高院确认1200万股属于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湖北高院作出判决后，杨军同意赔偿，双方协商的赔偿金额，并未对外公布。(文中当事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