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在会上介绍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情况时表示，截至2014年12月，全国有近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其中92万对获得批复。“单独二孩”实施首年，实际申请量低于预期一半，二孩政策为何遭遇“没人生”的尴尬?政策遇冷，对我国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就此，光明网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以下是访谈实录。

　　“单独二孩”遇冷，对现代化带来的生育观念变革评估不足

　　2013年12月，中央宣布启动单独二孩政策。按照当时测算，全国有1.5亿一孩家庭，9000万夫妇将再生，其中单独夫妇有1100万对，预计每年将增加200万对夫妇申请二孩。但至今27个省区一年来总申请数不到100万，实际出生65万。实际申请量低于预期一半，说“基本符合”难以令人信服，应该是实际情况是大大低于预期的。

　　此外，即使是目前的九十多万，能否真正有这么多的出生率还要打个问号。因为这其中有部分夫妇可能由于各种因素，这两年并不会生。还有部分人是担心政策会有变化，存在先申请拿到许可证的情况。

　　卫计委的预期数据实际上是基于政策调整前进行的调查，当时调查中询问了单独家庭的生育观念，结果显示有百分之六七十是希望生的。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生育意向和生育行为发生了很大的背离，这是始料未及的。

　　过去，我们认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是趋同的。按照国外的研究，传统社会中，生育行为大于生育意愿。但现代社会，生育意愿大于生育行为已经在很多国家如泰国、新加坡等得到证明。所以，经历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后中国也在走这样一条路。之前在做预期数据时，更多地考虑到在这么多年生育政策相对“压抑”的情况下，一旦放开，会有很多民众有生育意愿和需求，但现实并非如此，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城市化对民众生育观念的影响评估还不够。

　　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过低，低生育意愿令人担忧

　　目前，我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期，甚至某种程度上是超低生育率。按照普查数据，2010年“六普”生育率仅为1.18，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生育率只有1.04，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2.3。生育率过低是劳动力短缺、老龄化等一系列人口结构性问题的总根源。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主要是生育率过低、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少子老龄化发展速度太快。出生性别比失衡严重与深度老龄化等不仅会影响人类自身的繁衍，也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巨大的影响。

　　仅仅放开单独家庭的生育限制，难以改变当前老龄化问题突出的人口结构。正是基于此，全面放开二胎已是大势所趋。此外，即便全面放开，仍有个问题令人担忧，即放开以后，大家会不会依然不愿意生，政策会民众生育意愿的影响会不会太微小。因为一方面，生育二孩，意味着生活成本、教育成本、住房成本都会相应增加;另一方面，民众观念变化，孩子已经不再是“必需品”。所以，一旦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很危险，甚至会出现“人口负债”。而出现人口负债就意味着人口负担已经太重，超出了其合理的范围，创造的财富多用来消费，积存较少，极端情形时还要动用以往的积蓄，从而用于积累与投资的资源不足，进而限制了经济增长，经济因此可能出现停滞甚至是倒退，日本的今天就具有这方面的特征。

　　应尽早放开全面二孩，将生育权利还给家庭

　　中国早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推进，民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追求亦日渐多元化。过去，孩子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消费品”，承担很多功能，比如养老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孩子不再是“必需品”，有了很多替代物，如日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之前有个调查就表明，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呈现出随年代发展而逐渐下降的趋势，在80年代是以1、2孩为主，90年代以后则是以1孩为主。而据2010年的统计，北京市育龄男女中约有10%选择不要孩子，广州、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中已经有60万个“丁克”家庭。这些“单独二孩”的适用夫妇主要就来自城市。政府必须看到这一变化，并做出更快的调整，全面放开二孩实乃势在必行，惟有如此，才能真正促进我国人口结构能够长期平衡发展，为今后的人口福利、养老等做好储备。

　　此外，要使人口政策改革更有效率，需要转变思路，不以计划经济的思维看待人口，不将人口作为一种资源来进行管理和干预，而是将生孩子的权利回归家庭，生还是不生，生一个还是两个，选择权要留给夫妻，留给家庭，这既符合老百姓的呼声，也对国家未来发展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