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一些规定已不适应新情况，亟需进行改革完善。建议建立国家监护制度，建立监护监督、惩戒制度，完善监护的设立、变更、撤销、恢复制度等。

　　监护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指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实行的监督和保护，以保障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是监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的科学性及实施效果关系到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关系到未成年人健康人格的养成及文化知识的获得，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及未来。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相对于国外的监护制度而言，显得过于原则、笼统，而且随着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一些规定已不能适应新情况，在实践中暴露出不少缺陷。近几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离家出走、辍学、流浪乞讨现象的增多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陷。本文试图对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的制度缺陷和现实问题进行剖析，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对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改革提出若干建议。

　　一、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陷及现实危害

　　我国监护制度固有的缺陷及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出现的不适应，在现实中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权利实现及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危害。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过分倚重亲属监护。我国自古就有很强大宗族思想和传统，这也深深地影响到我国大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我国的监护制度主要采取了亲属监护为主，组织监护(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居委会、村委会及民政部门)为辅的制度设计。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第1、2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这种基于一定的抚养义务(《婚姻法》第28-29条)和亲情的监护人顺序设定，对于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特别是保障未成年人在充满亲情的环境下成长是有利的。但随着社会和经济及家庭结构的发展变化(大家族、大家庭已经很少)，这种监护经常因各种原因而处境尴尬。由于晚婚晚育，祖父母、外祖父母往往年事已高，而且在农村地区多数经济会比较困难，监护能力大大受限;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兄妹一般较少，即使有也很少有能够从年龄和经济上承担监护责任的兄、姐;其他亲属和朋友，如叔叔、伯伯、舅舅、姨姨等在法律上没有抚养义务，如果被监护人没有足够财产，往往因为抚养未成年人的费用太高(生活费、学费、侵权责任等)，而不愿充当监护人或不能很好地履行监护职责。在农村地区，父母双亡的孩子很多处于无人监护或监护不力的状况。

　　(二)组织监护人不适格问题突出。除亲属监护人外，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第4款还规定了四种组织监护人：“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前三种组织监护人因经济关系的变迁或组织设置的欠缺，没有相应的监护能力，不能胜任监护人职责。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父母所在单位担当未成年人监护人尚有其可行性，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与职工仅仅是劳动雇佣关系，再由单位担任监护人已不切实际。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担任监护人，既无专门经费也无专门人员，即便担任了监护人，也很难保证被监护人得到有效监护并健康成长。民政部门特别是专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倒是可以成为合格的监护人，但因为我国法律对此规定过于笼统，既没有规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具体条件，也没有规定执行部门和相应的程序，使这一规定流于形式。结果，尽管法律规定了四种组织监护人，但对于失去监护的未成年人往往无人过问，致使其或放浪形骸或乞讨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