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了一趟公交，拐了两趟地铁，76岁的老人刘华一个人从北京丰台赶到西城区的西交民巷73号门前，加入长长的队伍。这群头发早已花白的老人们，正等着进入眼前这个不起眼的门脸——中华遗嘱库——完成自己的遗嘱登记。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刘华为化名)

　　“刚启动的时候，有的老人凌晨天还没亮就来排队了。” 中国首个公益遗嘱库中华遗嘱库主任陈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去年3月21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的中华遗嘱库正式启动，自此这个一向安静的小院立即热闹起来。

　　而他们，不过是打算来登记遗嘱的老人中的一小部分。据陈凯介绍，截至目前，有3.8万余名老人进行了遗嘱预约，排队排到了明年年底。甚至，有个别预约老人还没等到办理遗嘱登记就已离世。

　　对北京这座60岁以上老年人口正以每天400人、每年15万人的规模和年均6%的速度增长的城市来讲，这些准备登记遗嘱的老人依然是小数目。不久前，位于朝阳区的第二登记中心也正式挂牌运行。

　　这只是一个开始。陈凯还准备开设中华遗嘱库第三中心、第四中心，把中华遗嘱库办到上海、广东去。“继承是一个沉重的话题。”陈凯说，“我们所展开的，将是一场有关生死的观念革命。”

　　老龄化的现实和遗嘱的缺失

　　刘华老人拄着拐杖，瞒着孩子，“偷偷摸摸”来到西交民巷。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女提前知道，“免得影响家庭和睦”。

　　就在几年前，大他4岁的哥哥刚过世，家里几个孩子就因为财产继承问题闹上了法庭。“我大哥要是立了遗嘱或许就好了。”刘华老人嘴里咕哝着。他准备“吸取教训”，打听到中华遗嘱库便赶来预约。

　　这个由陈凯推动成立的公益项目，已经平稳运转了一年半时间。4个窗口总共成功办理的遗嘱登记有6700多份。在这不到600天里，中华遗嘱库免费提供的遗嘱范本从14种增加到22种，还推出社区服务中心预约、寄排队卡提醒老人等措施。

　　据遗嘱库工作人员介绍，配合遗嘱范本自动适用软件，遗嘱库可以为90%以上的老人一次性出具并打印符合老人意愿的遗嘱草稿，前来办理遗嘱登记的九成老人可以一趟办完。北京市第二登记中心开通后，本来排到2017年年底的遗嘱登记最快可以在明年年底办完。

　　但是即便这样，中华遗嘱库的工作仍然远远跑不过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这意味着中国仅老年人口数，就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

　　其中，立遗嘱的比例非常之低。根据一份调查统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每年自然死亡的老人当中，立有正式遗嘱的大约不会超过10%。“在二三线城市，以及农村，比例会更低。”陈凯介绍说。

　　据统计，2014年，北京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将达300万，占总人口的14.2%。陈凯认为，即使10%的老人有订立遗嘱的需求，其总量也将达到30万人，就目前北京其他遗嘱服务机构的接待能力而言，要近60年的时间才能满足这些老人订立遗嘱的需求。

　　“相比之下，成年美国人立遗嘱的数量是49%，英国人2009年一年有36%的人更新遗嘱。”陈凯向记者介绍，“这种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多年前，陈凯的父亲去世时，也没有留下遗嘱，除了一句话：“好好读书!做有意义的事!”“我总是想，父亲要是诸葛亮就好了。”陈凯顿了顿说，“那样我可以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可以打开他留给我的一个锦囊。”

　　陈凯成为了一名职业律师。多年的实践经验让他将眼光投向被业内称为“死亡沙漠”的继承法领域。在他看来，这里可能就是父亲所嘱咐的“有意义的事”。

　　立遗嘱前，吃不好也睡不好

　　“我，刘华，现在头脑清楚、思维清晰，能够正常理解并清楚表达我本人的意愿。为订立遗嘱，我声明如下事实……”在一台摄像机前，老人念着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的遗嘱书。因为眼睛不太好使，老人写了不少错字、别字，遗嘱上面，几乎填满了老人改正之后按下的手印。

　　来立遗嘱前，老人说自己吃不好也睡不好。“人老了，就怕家里闹矛盾。”刘华一字一顿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哥就是教训。”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做过一次调查，对北京市一段时期内审理的遗产案件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有73%的案件是因为没有遗嘱导致的，而有遗嘱的案件里面，又有超过60%的案件是因为遗嘱无效最后导致了更多的纠纷。

　　陈凯外出讲课的时候经常举齐白石的关门弟子许麟庐的例子。他写了遗嘱，但因为遗嘱不规范导致母子母女最后对簿公堂，法院开庭的那一天，正是他老母亲的95岁大寿。

　　他随即举的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英国的戴安娜王妃。戴安娜王妃36岁去世，32岁时写下遗嘱。在她的遗嘱里面，最主要关照的是她的两个儿子，事实最后也证明她的遗嘱给她的儿子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包括把她的珠宝留给她的儿媳妇，用珠宝的形式来出席儿子威廉王子的结婚仪式。

　　事实上，在国内订立遗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北京市政协委员康军就曾表示，如果按照法律程序老人自己去订立遗嘱，需要花费不少钱去找律师，然后还要自己去跑公证处公证，要完成到医院做精神状态鉴定等程序，对老人来说，跑完这个程序太困难了。

　　“实际操作起来会更加的复杂，比如说你需要向公证部门提供各种材料，有多少存款，有多少房子，都需要相应的部门出具证明。”陈凯说道，“这其实也是中华遗嘱库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作为一名职业律师，陈凯见过也亲历过各种各样的遗产纠纷案件。他慢慢了解到，其实很多老人也想订立遗嘱，但是真的开始订立遗嘱了，又会被繁琐的程序困扰，牵扯精力，所以向有关部门反映后，有关组织就决定发起这个项目，建造一个遗嘱库，免费办理。

　　经历了手写遗嘱、采集指纹、录像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刘华从中华遗嘱库领取了一份外观与护照大小相仿的《遗嘱证》。证件封底是立遗嘱人的照片和登记信息，另一页贴着《遗嘱证》专用邮票，空白页用来记载遗嘱的变更信息。

　　“今后，办理了遗嘱登记的老人，从中华遗嘱库领取后，可将《遗嘱证》与户口本、房产证等重要证件放在一起，一旦身故便于家人发现。”工作人员介绍说。

　　当我们的看法变化的时候，整个世界就变化了

　　刘华告诉记者，遗嘱里一项主要内容是将儿子定为自己房产的第一继承人。据陈凯介绍，前来登记、咨询遗嘱事宜的老人中，95%以上均涉及房产分配问题。房子拆迁、一套房子怎么分给多个子女等等，是遗嘱库现场老人之间议论最多的问题。

　　老人们的遗嘱将被存放在顺义的一个中转库里。它位于市郊一个独立院内，院旁是公安部门的警务工作站，存储库隐藏在院中一座六层楼内，必须由两名工作人员同时进入。

　　陈凯介绍说，中华遗嘱库采取临时库、中转库、永久库三级保管体系。试点期间用的是临时库，即从银行租用特型保管箱。随着遗嘱存储量的增大，目前开始启用中转库，具有严密的防火、防盗、防虫、防尘、恒温恒湿等多重保障，可以满足200万份遗嘱的存储需求。

　　从中华遗嘱库提供的一份视频中可以看到，一排排整齐的蓝色的存储柜之间形成若干个通道，每个通道都设置了监控探头，通过监控屏幕可以清晰地看到存储库的每一个角落。

　　中华遗嘱库，除了对遗嘱进行咨询、登记和保管之外，还有另一项重要的功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修改提供意见和建议。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课题组负责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继承法关于遗嘱方面的规定，最主要的问题是内容简陋，这部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制定的法律，已经不适应当前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

　　他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财产继承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亟需加强立法研究。

　　陈凯也指出，在法学领域，继承法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短板，“这个短板集中体现在研究领域的局限性上，大量研究着眼于继承顺序、继承范围、遗嘱形式等传统领域，缺乏对一些新兴的、代表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领域进行横向研究的视野，例如遗产税、遗嘱管理、间接继承、对继承条件继承义务继承协议的研究等。

　　一开始，他还担心老人们会不会觉得立遗嘱是个不吉利的事，忌讳、排斥这个。让他惊讶的是，他看到这些老年人“都很豁达”，“而且他们之间在排队的时候都互相聊，就是互相出主意，互相学习知识”。

　　一位大妈坦然地说道：“这确实是一种新生事物，我觉得挺好的，打消老人的后顾之忧。我觉着这也是社会的一个挺需要的这么一个大趋势。”

　　甚至不少老人还专程送来了锦旗。登记完遗嘱，拿到《遗嘱证》的刘华老人眉间也舒展开来：“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了。”

　　陈凯说自己一直很赞赏爱因斯坦的一句话：当我们的看法变化的时候，整个世界就变化了。

　　“之前我觉得它是黑色的，当我们看法变化以后，是幸福温馨的颜色。”就在他的儿子出生不久，刚30出头的他便写下了一份遗嘱，一口气写了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