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被继承人最后意思表示为准，此当无异议。因为遗嘱并非合同行为，而是无相对人的单方意思表示行为，立遗嘱人通过变更、撤销遗嘱来改变自己的财产处分方式并不受他人限制，也基本上不存在因为遗嘱变更撤销而产生的信赖损害赔偿问题。但是让公证遗嘱具有优先效力，就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了。

　　《公证法》第二条规定：“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

　　从这个角度来看，公证活动只是证明相关法律文件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而并非是赋予其在实体法上的优先地位。继承法为了防止伪造遗嘱，各种形式的遗嘱都确定了效力的判断标准。

　　第十七条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因此，从证据法的角度来说，经过公证的遗嘱只是在证明真实性的过程中要优于其他形式的遗嘱。只需证明经过公证即可推定其真实性，而无需像其他形式的遗嘱那样符合多种判断条件并需经过合法的认定程序。

　　判断各种形式遗嘱的效力问题，固然是为了防止伪造与篡改，保护继承人的权利。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追求体现被继承人处分遗产的真实意思这一目标。以立遗嘱人最后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准，应当是唯一的判断标准。如果限制立遗嘱人通过其他形式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能力，可能导致最终的遗产分配无法体现被继承人最后的意愿。

　　况且，《继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被撤销。”这里并未将公证遗嘱排除在外。既然允许当事人通过行为来变更与撤销公证遗嘱，那么也就确实不应该限制当事人通过其他形式的遗嘱来变更、撤销公证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