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行继承法的规定，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第一款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

　　但在杨某某和古某某看来，继承法修订时应当对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性作出修订。

　　杨某某对媒体表示，我国继承法关于公证遗嘱的规定，最大的问题是规定其效力优先于其他任何遗嘱方式。

　　“这样的规定造成的后果是，遗嘱人一旦设立了公证遗嘱，就不能再以其他遗嘱方式变更或者撤销公证遗嘱。在出现危急情况时，如果遗嘱人想要变更遗嘱内容，又无法进行公证，就不能实现自己支配遗产的自由意志，造成违反遗嘱人意志的后果。”杨某某对媒体说。

　　“法律关于遗嘱规定的目的系最大限度地体现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若僵化的认定公证程序的效力优先，极有可能不能反映遗嘱人最终处分财产的真实意愿，这与遗嘱继承的立法目的相悖。”古某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对于公证遗嘱所造成的弊端，杨某某教授与古某某法官都认为，应当取消公证遗嘱效力优先性的规定。

　　杨某某对媒体表示，这种立法方式，其他各国在立法中均未出现过，是一个没有立法例支持的制度。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任何遗嘱方式都没有特别优先的效力，都是以时间先后确定内容不同的遗嘱的效力。“我国继承法也应当如此，删除公证遗嘱优先的规定，实现遗嘱方式效力‘平等’的要求。”

　　古某某建议取消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性，增加对公证遗嘱程序的审查。古某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相对于其他遗嘱形式，可赋予公证遗嘱较大的证明效力，公证遗嘱的证明力通常情况下大于其他遗嘱的证明力。但同时，也应明确规范公证遗嘱的订立程序和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对公证遗嘱的程序和形式要件进行审查，避免完全由公证行为替代司法程序对遗嘱效力进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