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长丰县作为国家确定的“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性别平等项目县”，按照项目“增强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宗旨，该县日前掀起争取性别平等的“姓氏革命”，规定“孩子随母亲姓将获得1000元奖励”。如此大幅度挑战传统，引起各界热议。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只有男性才可以传承姓氏，几千年来，新生儿取名基本都随父亲姓氏，而母亲的姓氏要被子女传承几乎只有一个制度上安排，那就是男方入赘当上门女婿，明确放弃姓氏继承权。由于姓氏继承客观上属于男性的特权，因此在理论上，要追求社会性别的平等，破除男性的姓氏特权就成为极具象征意义的行动，长丰县在“男女平等”的名义下掀起“姓氏革命”，不是没有来由的。

　　但这还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因为男性享有姓氏特权，在部分传统意识较强的国人头脑中，为维护姓氏的世代延续，唯一的办法就是确保每一代至少有一个男性的新生儿，由此造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新生儿性别比例的失衡。在正常情况下，婴儿出生的男女比例应为103:100-107:100，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长丰县男女性别比例竟高达130：100。这种情况绝非长丰县独有，全国许多地区都存在同样现象，这也正是长丰县由此入手开展“试点”的意义所在。事实上，长丰县政府自2011年开展“姓氏革命”以来，试点的三个乡镇已有近50户家庭申请新生子女随母姓。

　　解决新生儿性别失衡问题当然重要，这不但关系到民族的未来，还直接影响到大量青年未来的婚姻，“光棍”过多，怎么看都是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甚至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但从人口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造成性别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并非姓氏文化，而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说白了，男性的姓氏继承特权不是性别不平等的原因，而只是其结果：因为男女不平等，所以需要拿姓氏继承上的特权来作为一个标志。所以，一旦男女平等了，姓氏继承权上的男女不平等自然也会消失，没必要仅仅为了姓氏随父还是随母而大动干戈。

　　至于出生性别比例失衡主要也是男女不平等的结果，传统观念对此有影响，但影响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重大。当年唐明皇宠幸杨玉环，一下子“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轻易就能改变的生育习惯，能称得上“传统”或“文化”吗?同样道理，长丰县不过奖励了区区1000元，就让数十户家庭的新生儿随母姓，这足以说明经济利益要比文化观念威力大多了。

　　说到这里，长丰县“姓氏革命”的合理性就出现了一个大漏洞：如果姓氏继承权和性别失衡同样都是男女不平等的结果，那么仅仅改变其中一个结果，即姓氏继承，就能够影响性别失衡吗?换句话说，仅仅让农民接受“随父随母一个样”的观念，就足以让他们相信“生男生女一个样” 是生活的现实吗?如果男性作为劳动力仍然是养老的主力军，如果基层政治生活中，仍然是男性掌权，如果各种机会仍然向男性倾斜，仅仅一个“姓氏继承权”难道就足以让农民改变性别偏好，进而彻底解决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如此乐观的态度不是过于幼稚，就是执迷于“文化决定论”，相信改变观念就足以改变世界。

　　在中国农村，传统观念确实还有很大市场，在生育问题上，传统性别观念仍然影响着许多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生育的性别偏好已发生明显改变，其产生原因主要不是观念革命，而是男女在社会权利、首先是就学和就业上越来越趋于平等。不看到这一点，盲目相信传统和观念的力量，会让我们探索男女平等的努力偏离正确方向。作为验证，不妨看看长丰县奖励新生儿随母姓之后，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的状况是否得到了明显的扭转，是否与随母姓的人数增加实现了同步转变，要是随母姓不断增多，性别比例失衡依然固我甚至越演越烈，那再多的奖励资金都相当于打了水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