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姐是上海人，年过30,尚未婚配。1995年，经在美国的姨妈介绍与一位老华侨白先生在上海相识。白先生早年移居美国，在加州做了几十年生意，在旧金山湾区和南加州置下了许多房产，靠收取租金便可过富足的生活。认识马小姐的时候，白先生已经六十有八。白先生有一子一女，都已长大成人。几年前，白太太去世，白先生难耐孤独，便计划再娶。

　　马小姐和白先生相识后，双方有意，很快打得火热。虽然白先生的年龄与马小姐的父亲相当，但马小姐自有打算———嫁给白先生既能拿到绿卡，又能生活富足，何乐而不为?

　　1995年年底，二人在上海结婚。婚前，他们签订协议，同意双方的婚前财产在婚后各归自己所有。除非双方事先同意，在离婚或一方去世时，另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分取对方的财产。婚后，白先生为年轻的白太太办妥了移民手续，并把她接到洛杉矶的家中团聚。

　　白太太初入白家，生活还算习惯。只是老夫少妻，性格和想法差别不小，加之人生背景各异，便免不了摩擦。白先生虽然财力雄厚，却十分小气，花钱如割肉，经常遭太太白眼。更令白太太难以容忍的是，白先生常限制她的人身自由———不让她独自出门，或与其他朋友交往。白太太提出进大学念书，也遭到白先生反对，因为不想给她出学费。

　　老夫少妻就这样疙疙瘩瘩地过了3年。1998年圣诞节，白先生的儿女回家团聚。一家老小正欢聚一堂，白先生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送到医院急救，总算保住了性命。医生说，白先生心脏功能衰竭，必须尽快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但当时没有现成的心脏供白先生移植。等待心脏移植的病人已经排起长队，其中的大部分直到去世都不可能等到移植的机会。

　　医生建议白先生出院后住到护理中心，由专业的护理人员全天候照料。白先生遭此打击，想到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十分悲观。在护理中心住了一个星期，白先生忍无可忍，坚决要求回家。回家后，他与太太谈起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要安排日后的遗产继承。白先生把自己名下的产业向太太讲述了一遍，加到一起，至少也有400万美元。讲完后，他请求太太在他有生之年好好对待他，并保证，如果她能像贤妻那样服侍他直到他去世，他将收回他们的婚前协议，把自己财产的一半留给她。

　　白太太觉得空口无凭，要求立字为据。在白先生的口述下，白太太起草了一份协议。白先生在协议上签字后，交由白太太收藏。此后，白先生再也没有搬回护理中心，除了偶尔去医院检查外，天天在家由太太伺候。这回，白太太真做了一回贤妻，服侍白先生无微不至。

　　3个月后，白先生的病情恶化，而移植心脏的手术仍然遥遥无期。1998年5月，白先生心脏病再次发作，抢救无效，在医院的急救室里去世。马小姐觉得自己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便打算执行当初白先生在病床上签署的协议。然而，葬礼一过，白先生的女儿便找到马小姐，要求她从家里搬出去。马小姐大为光火，告诉她白先生已经把遗产的一半留给了自己。白先生的女儿听后，吃惊不小。她拿出白先生的遗嘱，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白先生死后只把银行账户里的5万美元现金留给马小姐，其余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均归儿子和女儿共同所有。

　　马小姐不服，拿出白先生签署的把一半遗产留给她的协议。这份协议明显与白先生的遗嘱不符。马小姐与白先生的儿女各执一辞，互不相让，只好对簿公堂。

　　在法庭上，双方的争论集中在白先生在病床上签署的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美国各州的普通法中，立约双方必须各有代价，合同才有效。比如说，如果一个陌生人说要把他的奔驰车白送给你，你可不要当真。如果你要他履行承诺，法庭多半会判这种赠予的承诺无效，因为你作为合同的一方没有任何代价。但是，如果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说，如果你悉心照顾他半年，他就会把自己的奔驰车送给你，法庭可能会承认这个协议，因为协议的双方都有代价。

　　在此案中，法庭在判定白先生签订的“病床协议”是否有效时，要看协议双方是不是都有代价。按照协议，马小姐以服侍白先生换取白先生的一半遗产，所以得到马小姐的服侍应当是白先生奉送一半遗产的代价。但是，法庭认为，这个代价并不成立。加州的家庭婚姻法要求夫妻具有相互服侍的义务，包括一方在病中时，另一方有义务悉心照料。所以，马小姐作为白先生的妻子，照料白先生是应尽的义务，而不是额外的工作。

　　另外，法庭也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考虑马小姐一案。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社会不应当鼓励
“病床协议”。尤其在家庭婚姻关系中，“病床协议”有悖于婚姻家庭应有的意义。在本案中，“病床协议”把夫妻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无助于促进婚姻质量。基于以上理由，法庭判定白先生签订的“病床协议”没有合法的代价，所以无效。